大气污染防治步入4.0阶段，应尽早启动PM1减排治理

今年春节期间，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人们社会生活活动明显减少，但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仍然出现了较大范围的雾霾，虽然有天气等方面的因素，仍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2019年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就发布了对2017年年底以来在北京、上海、重庆、广州、武汉和兰州六地同步组织开展的“PM1试点第一阶段比对监测”的初步结论：六地PM1均为PM2.5主要组成部分，PM1占PM2.5比例均在50%以上，个别地区占比超过70%，年均在22~37微克/立方米。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对《能源评论》表示，将PM1监测和减排提到议事日程上来，不仅是大气污染防治升级的需要，也是保障人民身体健康、减少呼吸道疾病乃至肺癌发生率的内在要求，更是我国迈向世界舞台中央、为世界文明提供中国方案、证明中国人聪明才智的重要内容。
我国近年来的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，不论是从数字验证上，还是从公众的亲身体会上，都可以得出这一结论。根据相关资料，我国大气环境污染颗粒物治理阶段可以进行以下划分：
以总悬浮颗粒物（TSP，粒径小于100微米）为重点的1.0阶段、治理可吸入颗粒物，PM10（粒径小于10微米）为重点的2.0阶段、以PM2.5（粒径小于2.5微米）为重点的3.0阶段。
总体上看，我国大气污染颗粒物治理对象从烟尘污染发展到可吸入颗粒物，再到以二次污染的细颗粒物为主的“PM2.5”。对颗粒物粒径关注越来越“小”，说明大气污染防治更加关注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了。现在是启动大气污染防治4.0的时候了。
近期，欧盟地球观测计划发布的卫星测量数据显示，2020年2月，我国PM2.5污染水平与2017年、2018年和2019年同期平均水平相比，下降约20%~30%。当下时节，推进PM1治理，正逢其时，但要把好事办好，还需注意以下几点。
其一，可以利用春节期间人为活动减少、对雾霾发生的“数据”进行污染源解析。
主要城市环保机构早就开始污染源解析工作。可以抓住这次难得的人为活动减少雾霾发生的“自然试验”机会，利用国家布局的现有监测站点、激光雷达、环境卫星和气象卫星等的监测数据，甄别各地污染源及其变化，包括雾霾发生时的污染源及其构成，一定空间范围内污染源及其构成，可过滤颗粒物、可凝结颗粒物和溶解性固形物，二氧化硫、氮氧化钠、挥发性有机化学物、三氧化硫和脱硫水汽等；同时分析大气中积累的PM1遇到水汽时是怎么发生“二次污染”的、影响因素是什么、发生了什么样的物理化学反应、PM1实际增大多少，电厂脱硫不用GGH是否增加PM1排放，雾霾频繁发生是二次转化速率加快导致的吗等等问题，而不是一般性结论。
其二，开展相关试点，可以为“十四五”重点污染问题的解决奠定基础。
既然可凝结颗粒物（CPM）或者超细颗粒物，只有大气环境领域、特别是颗粒物治理的专家才熟悉，而且已有成果主要是相关机构的专家做出的，那么可以先选取一些重点实验室做测试试点。如果原来不测定或小于PM1的颗粒没有检测，可研究怎么检测、检测标准是什么；假如PM1增多，其是否对大气环境质量产生影响、究竟产生多大影响等，都需要深入研究，从而为后续工作安排以及“十四五”规划重点任务确定等奠定基础。
可以选择电力、钢铁、水泥等高能耗、高排放行业，进行PM1减排试点，利用现有先进技术或开发适用技术，在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再推广应用。
其三，开展重点行业PM1减排应考虑经济成本。
应当统筹考虑PM1减排，不能解决了老问题又产生了新问题，如减排了硫化物却增加了氨、水汽等的PM1水平，甚至起到由PM1向PM2.5转化的“催化”作用。PM1减排的协同目标应当包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（即使超超临界机组的热效率也约为40%，而热电联产机组热效率可达到85%以上）、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最小化等综合因素。如果单纯追求脱硫、脱硝或脱汞效果，会在投入端出现化学反应物逃逸、中间过程的高投入和技术路径依赖、末端排放的PM1超标等问题。这些也是需要避免的。
对一个城市和地区而言，PM1减排工程可以与清洁取暖、富碳农业发展等工程协同实施，以降低PM1减排成本，进而实现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