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没有中国气候或是美国气候，我们只有全球气候。我们无法对全球气候进行单独实验，于是一直代之以联合实验。这不是有意为之，而是工业革命的自然结果。但我们有意决定不停止这种实验。

对我们唯一拥有的这颗行星进行不可逆实验是不负责任的。只有在一种前提下，拒绝采取任何减轻风险的措施才是理智的：即我们已确定关于人为导致气候变化的科学理论是假的。既然该理论是基于完善的科学论证，那么宣称任何这类确定性的做法都是荒唐可笑的。

反过来，任何一个理智、开明的人，在读过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(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)的《政策制定者摘要》(Summary for Policymakers)后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对该科学理论深信不疑同样是荒唐可笑的。询问减排的收益是否大于成本是理智的，否认人为导致气候变化这一观点的值得商榷性是不理智的。

在这些讨论中，甚至在气候政策方面，美国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原因有4点。首先，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依然排名世界第二，尽管2012年其在全球总排量中14%的占比远远低于中国的27%。其次，美国人均排放量约为西欧主要经济体或日本的2倍。如果美国自己都没有显著地遏制碳排量，又怎么可能说服新兴经济体加入这一行列？第三，美国拥有无可比拟的科技资源。如果全世界想要挑战在低排放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，将极度需要这一资源。最后，美国有最多的人坚决反对就气候变化采取行动。

在此情况下，近期两件事让一些人（包括我）感到鼓舞，我们认为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必须采取行动。一件事是美国上月发布《总统气候行动计划》(President’s Climate Action Plan)。这份计划涵盖了减少排放、适应变化和全球合作。其目标是到2020年，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减少17%。

另一件事也发生于上月。包括前纽约市长迈克尔•布隆伯格(Michael Bloomberg)、美国前财政部长汉克•保尔森(Hank Paulson)和罗伯特•鲁宾(Robert Rubin)、美国前国务卿乔治•舒尔茨(George Shultz)在内的一个重量级跨两党团体发表了一份标题十分恰当的报告——《风险下的商业》(Risky Business)。

不过我们必须平复喜悦之情。即使美国政府借助监管权力，成功推行上述计划，仍不过是个小小的开端而已。目前，大气中二氧化碳、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浓度已经上升到至少80万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80万年前，智人还远远没有出现。按照当前趋势，到本世纪末上述气体的浓度将增加更多，对气候的影响可能是巨大、不可逆、甚至灾难性的；照当前趋势下去，可以想象，平均气温会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5摄氏度。届时这颗行星将与今天判若两样。

《风险下的商业》阐明了这些可能会对美国产生的影响。它强调了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地区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破坏，分析了更强烈和更频繁的风暴所带来的风险，考虑了农业和能源需求可能出现的改变，以及高温对生产率和公众健康的影响。美国的部分地区甚至会变得几乎无法居住。

这份报告可贵之处在于，它正确地将这些归为风险管理问题。风险管理的目标必须是切除可能结果概率分布的尾部风险。具体方法为改变人类行为。没有人会卖给我们针对行星变化的保险。我们已经见识过尾部风险在金融领域掀起的风浪。气候领域的尾部风险更为肥大，危害性很可能也要大得多。

问题是，这些小小的新开端会否带来实际、重要的改变呢？可能会，尽管阻止温室气体浓度继续上升需要付出很大努力。

我曾经以为取得进展的办法是，达成一个限制排放的全球性协议，借助一些税收和配额相结合的手段。我现在认为这种做法毫无希望，证据就是1997年的《京都议定书》(Kyoto protocol)没能对我们的排放轨迹作出任何实际改变。明智的政策想在政治辩论中胜出有且只有两个前提：第一，人们必须相信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大，且代价高昂；第二，他们必须相信减排的成本是可以忍受的。后者又进一步需要可以支持低碳未来的可信、可行技术的发展。一旦低碳未来概念证明可行，必要政策的采纳就会容易得多。

在此背景下，这两份新文件是相辅相成的。《风险下的商业》列举了气候变化如不减缓，美国人将付出的潜在代价。而政府对监管标准的关注是相应解决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尤其是监管标准肯定会迫使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创新加速。通过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支持，美国政府可能会引发一股创新浪潮，为我们充满浪费的能源和运输系统带来有益的创新。如果行动的步伐足够紧密，这可能还会转变全球协商的大背景。此外，鉴于我们至今没能减排，很大一部分应对措施可能是适应气候变化。再一次地，美国的参与应有助于提供更多有效范例。

我曾暗自希望事实证明那些反对者是正确的。只有这样，未能应对这一挑战才无须付出代价。但我们没那么幸运。

继续当前的趋势很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、代价高昂的破坏。比较乐观的可能性也是有的。也许我们能证明，有可能将减排的成本降低到政治上可接受的水平。又也许我们对这些风险的认识将清楚得多。目前看来这两点都不太可能。但如果这两份报告确实能为美国的做法带来改变，我们逃离危险的几率就会上升一点点。这并不值得报以三声欢呼，连两声也不值。但我们可以朝一声欢呼努力。

译者/曲雯雯

来源：英国《金融时报》